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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材選文的改與不改

陳恒舒

  摘要:語文教材作為一種特殊的匯編作品,其選文不免會經過修改,但修改應當遵循一定的原則。如果原文確實有誤,或不符合當今的語言文字規范,是應該修改的;如果不能判定原文有誤,則須慎之又慎,特別要杜絕因臆斷而誤改的情況。

  關鍵詞:語文教材;選文;修改

  2018年,滬教版小學語文教材中《打碗碗花》中“外婆”被改為“姥姥”一事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大家熱議的話題之一是:語文教材的選文是否可以修改?是否應該修改?筆者作為一名語文教材編輯,想借此機會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關于“選文是否可以修改”的問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教材的編寫者和出版方在沒有取得選文原作者授權情況下,是不能對其作品做出改動的,否則就有可能構成侵權。但也應該看到:語文教材帶有匯編作品的性質,匯編的對象往往是已經公開出版或發表的作品。這些作品有的編校精審,有的則不免存在一些內容或編校方面的瑕疵。而語文教材又不同于一般的匯編作品,它承擔著培養學生運用祖國語言文字能力的功能,對于選文的要求尤為嚴格。如果把那些屬于原文的瑕疵盡數保留,勢必影響教學效果,在社會上也可能會引發爭議。從這一點上來說,選文的修改是在所難免的。

  新中國教材事業的先驅葉圣陶先生對于語文教材選文的修改問題有過精辟的論斷。1962年8月22日,葉老在寫給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的一封信中,對于入選高中語文教材第三冊的《談學邏輯》等七篇選文談了自己的看法,進而談及選文的修改加工問題:“質直言之,此七篇僅為粗坯,尚待加工,如其原樣,實未具語文教材之資格。……我人首須措意者,所選為語文教材,務求其文質兼美,堪為模式,于學生閱讀能力寫作能力之增長確有助益。而此七篇者,姑謂其質皆屬精英,若論其文,則至為雜蕪。意不明確者,語違典則者,往往而有,流行之贅言,礙口之累句,時出其間。以是為教,寧非導學生于‘言之無文’之境乎?是諸篇之作者譯者弗顧及此,信筆揮灑,遽爾付與報刊,印成書本,貽不良影響于讀者,固不獲辭其責,然彼輩初未料將以其著譯為語文教材也。……小有疵類,必為加工,視力所及,期于盡善。不勝其加工者,棄之弗惜。據實言之,茍至于不勝其加工,其質亦必非精英矣。”[ 葉圣陶.課文的選編——致人教社中學語文室[M]//葉圣陶.葉圣陶集:第16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155-156.]這段話要言不煩地向我們闡明了教材選文修改這一工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隨著人們著作權意識的增強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教材選文的修改似乎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編者有時會因此陷入“改,還是不改”的矛盾之中。筆者認為大可不必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的相關規定,意在限制、約束那些侵害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特別是一些濫施刀斧、臆改妄改的行為。如果是著作權人授權編者修改,或者是著作權人根據編者的建議親自修改,自然不存在侵權問題;有時由于種種原因無法事先聯系著作權人,須由編者先行代為修改,則應當慎之又慎,務求每一處改動都有充分的理由,這樣也便于事后向著作權人解釋并征得其同意。

  二

  明確了“教材選文可以在征得著作權人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修改”之后,接下來就是修改原則的問題。關于教材選文的修改原則,參加過新中國成立后多套語文教材編寫的黃光碩先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說明:“選文的文字加工,必須十分慎重,特別要注意‘必要’二字。改動過多,可改可不改的也改了,或損傷了原作的精華和風格,都是不妥當的。需要修改的課文,最好由編者提出要求,請原作者修改。經編者修改的文字,要盡可能征得作者的同意。加工修改是為了使文章更具有典范性,必須保留原文的精華和風格。要尊重原作者,可改可不改的,不改;非改不可的,要向原作者說明。加工修改已經發表過的文章,作者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表示歡迎,有的不大同意。作者對修改有意見,主要是編者把可以不改的也改了,或者損傷了原作的風格,或者對改動的地方沒有作必要的說明,作者不明了編者改動的意圖。我們如果采取既對學生負責又對作者負責的態度,認真慎重地進行加工修改,作者是會同意的。”[ 黃光碩.課文的語言文字要合乎規范[M]//黃光碩.語文教材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09-110.]筆者對這段話深表贊同,以下不揣淺陋,舉一些工作中的實例,來探討何者當改、何者不當改。

  先說當改的情況。

  選文中出現了明顯的排印錯誤,無疑是應該改正的。比如吳伯簫《燈籠》中有這樣一句:

  想起來,族姊遠嫁,大送大迎,曾聽過徹夜的鼓吹,看滿街的燈火;轎前轎后雖不像《宋史·儀銜志》載,準有打燈籠子親事官八十人,但輝煌景象已夠華貴了。(據《吳伯簫散文選》,4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此處為相關語文教材所注明依據的版本,下同。])

《宋史》中并無《儀銜志》,只有《儀衛志》;所謂“打燈籠子親事官八十人”,正見于《宋史·儀衛志》。但吳伯簫先生的各種散文選本,包括目前所見最早收錄這篇作品的,1940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羽書》,均作“銜(銜)”。大概是因為“銜(銜)”與“衛(衛)”繁體字形接近,初版排印時即誤,后來一直沿襲未改。統編語文教材選編本文時,將“銜”改作“衛”。

  選文中出現了明顯的知識性錯誤,也應當改正。如梁衡《壺口瀑布》中有這樣一句:

  據徐霞客游記中所載,當年壺口的位置還在這下游一千五百米處。你看,日夜不止,這柔和的水硬將鐵硬的石寸寸地剁去。(據《梁衡文集》卷一,90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據《徐霞客游記》,徐霞客并未到過壺口,書中也沒有任何關于壺口位置的記錄。事實上,當代學者推算出“當年壺口的位置還在這下游一千五百米處”,是依據唐代李吉甫編撰的《元和郡縣圖志》。筆者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梁衡先生,梁先生謙虛地表示:寫作本文時,資料是當地旅游部門提供的,當時條件有限,不便核查;如果確實有誤,可以據實修改。因此統編語文教材選編本文時,將“徐霞客游記”改作《元和郡縣圖志》。

  如果選文的語言文字、標點、數字等不合乎今天的規范,除極個別特例(如魯迅、毛澤東的作品)外,原則上均當依照最新的規范如《通用規范漢字表》《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標點符號用法》《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等來修改。譬如“的”“地”“得”混用、“像”“象”混用、“做”“作”混用、使用已淘汰的繁體字異體字之類,以及用詞、語法上的明顯錯誤,均在當改之列。如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引梁元帝《采蓮賦》:

  于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回,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掛,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余,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據《朱自清散文全集》上集,82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其中的“櫂”字,在1955年頒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2013年頒布的《通用規范漢字表》中均被定為“棹”的異體字,在簡化字出版物中就不應出現“櫂”字。但有的語文教材選編《荷塘月色》一文時仍作“櫂”,是不規范的,應改為“棹”。

  又如顧頡剛《懷疑與學問》中有這樣一句:

  懷疑不僅是消極方面辨偽去妄的必須步驟,也是積極方面建設新學說、啟迪新發明的基本條件。(據《寶樹園文存》卷三,99頁,中華書局2011年版)

“必須”是副詞,無法充當定語,此處當用“必需”或“必要”。有的語文教材在選編文本時并未改正,也是不妥的。

  再說不當改的情況。

  改,是因為發現了錯誤;但有些時候無法斷定為錯誤,就必須慎之又慎。比如梁啟超《最苦與最樂》一文的開頭一段:

  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貧嗎?不是。病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著一種未來的責任。(據《〈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冊,76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有人認為,“未來”應該改為“未了(liǎo)”。從全文來看,“未了”當然是能講通的,但沒有任何可靠的版本依據;而“未來”同樣是可以講通的,顯然不宜武斷地認定有誤。統編語文教材選編本文時,此句未改動,是比較審慎的。

  修改,切忌破壞原文的風格和作者的原意。比如張中行《葉圣陶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有這樣一句:

  葉圣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寫話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致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據《讀書》1990年第1期,14頁)

有人認為,“念,順口,聽,悅耳”這樣的形式,根據《標點符號用法》的相關規定,“順口”后面應該用分號,還要把“念”之前和“悅耳”之后的逗號都改為句號。這就不免有些“為規范而規范”了。原句一貫而下,連綴得相當緊密;一旦用兩個句號隔開,文氣就割裂了,看似照顧了標點的規范,卻損害了意思的表達。更何況,“順口”之后不用分號,句子的層次和表意完全不受影響。統編語文教材選編本文時沒有改動標點,也是合理的。

  又如劉成章《安塞腰鼓》中有這樣一句:

  它使你驚異干那農民衣著包裹著的軀體,那消化著紅豆角角老南瓜的軀體,居然可以釋放出那么奇偉磅礴的能量!(據1986年10月3日《人民日報》第8版)

統編語文教材選編本文時,此句未改動。但教材使用之后,筆者多次接到學生打來的電話,說《安塞腰鼓》中多印了一個“角”字。后來才知道,有的語文教材選編本文時,將原文的“紅豆角角”改成了“紅豆角”。“紅豆角角”是帶有陜西方言特點的表達。本文作者是陜西人,寫的是陜西民俗,使用一點方言,語言風格與內容呼應;如果改為“紅豆角”,就削弱了文章鮮明、濃郁的地域特色,顯然是不妥的。

  又如郁達夫《故都的秋》中有這樣一句:

  一層雨過,云漸漸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陽又露出臉來了;……(據《郁達夫文集》第三卷,316頁,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有的語文教材選編此文時,將“青”改為“晴”,可能是認為“天又晴了”更符合日常表達的習慣。但編者忽略了一點:“晴”是無云或少云的狀態,跟下面的“太陽又露出臉來了”意思重疊;而“青”則是一種美妙的、極富古典詩意和文化內涵的顏色。“青”與“天”連用,會讓我們想起“一行白鷺上青天”(杜甫),想起“三山半落青天外”(李白),想起“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隱),想起“把酒問青天”(蘇軾)……當代流行歌曲中也有“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青花瓷》)的句子,而“天又晴了”不過是天氣情況報告而已。此句著一“青”字,境界全出,足以引起讀者的想象和詩情;改作“晴”,則大煞風景,味索然矣。

  又如契訶夫《裝在套子里的人》中有這樣一個片段:

  ……也許為了替自己的膽怯、自己對現實的憎惡辯護吧,他老是稱贊過去,稱贊那些從沒存在的東西。事實上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對他來說,無異于他的套鞋和雨傘,使他借此躲避了現實生活。

  別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極力藏在套子里。……

這是一些語文教材中的版本。但實際上,這兩段中間本來還有一小段:

  “啊,希臘語多么響亮,多么美!”他說,現出甜滋滋的表情;他仿佛要證明這句話似的,瞇起眼睛,舉起一個手指頭,念道:“Anthropos!” (據《契訶夫短篇小說選》,汝龍譯,60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

Anthropos是希臘語“人”的意思。此段上承前一段末尾提到的“古代語言”(即希臘文,別里科夫的身份是希臘文教師),下應后文提到的“漫畫事件”(有人畫了別里科夫挽著華連卡的樣子,還綴著一個題名:戀愛中的anthropos)。只有看到這一段,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別里科夫看到漫畫會氣得“臉色發青”“嘴唇發抖”——作畫者正是用別里科夫自己的話(而且是他最引以為傲的希臘文)來諷刺他。這個細節是個相當重要的伏筆,刪去之后,后文別里科夫的反應就失去了照應和依托,不免令人感到突兀。

  以上所舉都屬于有損作品原意或風格的情況,但改后畢竟可通;而還有一些改不誤為誤的情況,就屬于“突破底線”,是絕對不應該出現的。如卞毓麟《月亮是從哪里來的》中有這樣幾句:

  后來,因為受其他天體引力的影響,月球的運動軌道發生變化,闖入了地球的引力范圍,被地球俘獲,成為一顆衛星。再以后,它又通過吸引和碰撞,“吞并”了地球附近的十來個更小的天體,從而形成了月瘤。(據《不知道的世界·天文篇》,1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有的語文教材選編文本時,將“月瘤”改為“月球”。但是根據上下文,月球“吞并”了一些小天體,“從而形成”的還是“月球”?即便不懂天文學常識,也會感到邏輯不通。其實“月瘤”就是月球表面物質密集的區域,正是由于月球“吞并”其他天體而形成的。這里用“月瘤”本無問題,改作“月球”就謬以千里了。

  又如葉文玲《我的“長生果”》中有這樣一句:

  莎士比亞說:“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對我這樣如饑似渴閱讀的少年,它的功用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學生閱讀》1985年第2期,5頁)

其中的“對我這樣如饑似渴閱讀的少年”,雖然讀起來不太順,畢竟不為錯;但在有的語文教材中,竟被改為“像我這樣對閱讀如饑似渴的少年”,這就有問題了。“我這樣”和“像我這樣”沒有本質區別,但丟掉了表示引進關系的介詞“對”,“像我這樣……的少年”只能充當句子的主語,而接下來的“它的功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則另起爐灶,整句話遂成病句。這種不負責任的改動是必須杜絕的。

  三

  人民教育出版社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語文教材編寫的重鎮,在長期致力于教材編寫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優良的傳統,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重視教材選文的修改加工。葉圣陶先生說:“選定之文,或不免須與加工。加工者,非過為挑剔,俾作者難堪也。蓋欲示學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質兼美,則文中疏漏之處,自當為之修補潤色。固陋之作者或將加工之事,良非易為。必反復諷誦,熟諳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長所短,然后能就其所短者加工焉。他則作者文筆,各有風裁,我人加工,宜適應其風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風裁,致使全篇失其調諧。總之,欲求加工得當,必深知讀書為文之甘苦,愿與諸公共勉之矣。”[ 葉圣陶.課文的選編——致人教社中學語文室[M]//葉圣陶.葉圣陶集:第16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157-158.]沒有豐富的選文加工經驗,絕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沒有廣博的知識、敏銳的語感、審慎的態度,也絕不可能勝任這一項工作。葉老自己就是一個極好的示范。據劉國正先生回憶:“葉老自己對于課文的文字加工,極為嚴肅,極為精細,從事這項工作的編者無不深受感動。回想那些年,葉老審閱初選的課文,都逐字逐句推敲,詳盡地提出修改意見。意見都寫在用舊日歷卡裁成的紙條上,積累起來不下三四百張。……一篇課文往往要修改好幾天。經過這樣加工的課文,文字質量都有顯著提高。”[ 劉國正.葉圣陶關于編寫中學語文教材的論述[M]//劉國正.實和活:劉國正語文教育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04-105.]葉老修改選文,每改一處,都會詳細地說明為何要這樣改。黃光碩先生還整理過葉老對《南京路上好八連》一文修改稿的抄件[ 黃光碩.學習葉老修改文章[M]//黃光碩.語文教材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11-119.],將文章原句、修改后的句子、修改理由逐條羅列,原原本本,有理有據,堪稱教材選文修改的典范。

  除了葉老之外,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朱文叔、王泗原、黃光碩等先生也都在這方面有很高的修養。黃光碩先生還曾制定過《中學語文教材編寫工作常規》,其中“編寫工作的程序”一項,第一步就是:“選好版本,核對課文。課文直接復印自原版本的,可以免去核對的工夫,但必須檢查有無排印錯誤,是否需要加工修潤。修改要作記錄,寫明改什么,為什么改。修改要非常慎重,既要對學生負責,又要對作者負責,錯了才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修改稿要盡可能征得作者同意。復印自其他選本的文章,必須同原版本核對,如發現改動,改對的可以采用,改錯的按原版恢復,并作好核對記錄,出處注要采用最好的版本,并注明出版社何年版。”[ 黃光碩.中學語文教材編寫工作常規[M]//黃光碩.語文教材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00.]如此嚴謹扎實的工作作風和科學的工作方法,應該為新一代的教材編者所繼承。

  近年來,語文教材的編寫事業進入了新的時代,參與者甚眾,也帶來了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比如“活動”“情境”“學習任務群”等。但在“創新”的同時,也不能忘記“守正”,比如選文的修改加工這樣的基礎性工作,是無論如何都不容忽視的。

  (發表于《中小學教材教學》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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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西甲冠军